第416章_如果这是宋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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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16章

  三年过后,可以使用红色伞,不许用黄色;用五龙舆;不许单独走宣德门。

  这些不公平,哲宗只能远远地看着,不仅没法改变,连安慰一下生母都做不到。每天他除了上学听课、上朝静坐之外。回到后宫就和高滔滔住在一起,连和生母见一面都很难。

  这些,范祖禹你们这些大臣怎么不管,甚至都是你们一手造成的,居然还有脸到我面前谈忠诚和奖赏。

  对比前两个人,苏轼的表现是最让哲宗吃惊的,他想不到父皇生前赏识的人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,传说中有种很罕见的人,他们说什么都让人第一时间觉得有道理、非常的有道理,可是转念一想,就会被气得满脸青筋。

  苏轼的这篇奏章就是这样。

  做事前要三思而行,看准了摸清了才能下手,这是准则一样的共识,难道有什么错吗?有,非常错,在宋哲宗来看,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荒谬!

  如果他是第一天当皇帝,从来没接触过政务、大臣,这样的要求不过分。可是整整9年了,他冷眼旁观看清了太多的事,看到了一个个大臣是怎样的嘴脸。请问,人还是这些人,不许换,继续看,三年后能看出来什么,他们会改变吗?如果改变了,就证明他们和从前不一样。一个前后不一致的人,适合当国家领导人吗?如果不变,这三年是不是纯粹的浪费呢?!

  而三年,这个时间量的长度更是非常恶毒的。三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太多的事,尤其是处在青春适应期的少年人,连续三年无所事事,他们会习惯懒散的日子,想重新振作起来,相当于换个思想习惯。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

  或许一个没有棱角没有斗志失去追求的人,才是所谓的成熟的人吧。

  苏轼的奏章没有回复,哲宗不予置评。这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不良的记录,绝大多数的史学家都根据这一点证明他急燥轻佻,是个不懂事的毛孩子,辜负了苏东坡的一片好心。

  苏轼走了,他是元祐大臣里第一个主动逃离京城的人。在他来想,这会带给他安全,他在向所有人表示,他不再玩了。可惜,这9年里他也做过了什么,他忘了,有些人可不会忘。并且,历史一次次地证明过,面对争斗选择退场的人,死得比斗到底的人还惨。

  他刚走,问题就出现了。

  转过年来的三月份有件大事,新皇登基,国家照例举行恩科考试,各省的考生云集京城,在殿试这一关上,他们遇到了一道改变历史进程的考题。

  这道题之所以能出现,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苏轼走了。他不走,以他的资历、官职、文坛地位,考题必出他手。就算有政治内幕在里边,有大人物指示必须要怎样操作,他也可以引起争执,把水搅混。

  可惜,谁让他走了。

  出题的这个人很有来头,他叫李清臣,抛开民间的认可,只以官方纪录来看,他绝不在苏轼之下,甚至有些地方还要超过。这个人是神童,别人是7岁时可以作诗,他7岁时写出了几千字的文章。与苏轼比较,三苏当年进京赶考,轰动一时,欧阳修说苏轼一定会取代自己,成为下一代文坛领袖。

  欧阳修还说过,李清臣的才华和苏轼同一级别。同样是进入馆阁,苏轼参加的是特试,李清臣和大家一起考,拿了第一名。这样的才华让他平步青云,在官员队伍里鹤立鸡群,于是另一件别人梦想不到的好事主动找上了门。

  北宋著名的大阀高门韩氏家族看上了他,韩琦的哥哥把女儿嫁给了他。

  他是当时远比苏轼还要闪亮的官场新星。这样的本事,这样的婚姻,一般来说,只要他平稳地运营下去,不必求什么突出表现,都注定了是一位顶级高官。可惜,没多久他就倒了,因为他的性格。

  新党当政,他不往里掺和。在别人眼里,这很正常,他是韩琦的亲戚,是旧党。但是到了元祐时期高滔滔废除新法时,他把整个官场都吓了一跳。他站出来和司马光他们辩论,一条条逐字逐句地反驳,新法哪里不好,先皇哪里失政,我们来讲清楚。

  这时人们才看清楚,他居然是王安石的信徒。那么他为什么不在新法实行的15年里积极参与呢,这时候树倒猢狲散了,他一个人出来逞能,不是找死吗?

  不,这是一位大才子的特殊心理。

  当别人一窝蜂地拥上去争名夺利时,他远远地站着,这叫清高;当别人争先恐后地躲开,怕惹事时,他站出来独自面对,这叫操守。

  爱惜自己的羽毛,珍惜自己的信念,蔑视凡人所看重的功名利禄,这是中国名士几千年传承的核心意识。

  这样是很高很雅很九霄漫步的,只是结局不大好,李清臣被下放了,同时被旧党踢出阵容,连韩氏家族都看他不顺眼。这些他都不在意,被压制9年后回到京城,主持这次考试,出了下面这道题。

  题目超长。

  ——“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,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,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,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,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,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。夫可则因,否则或,惟当之为贵,圣人亦可有必焉!”

  有点绕,尽量用普通话翻译一下。

  ——这些年恢复了诗词歌赋等考试内容,选出来的人才只会唱歌不懂业务;废除了青苗法,常平仓等惠民设施也没完善,搞得农民很穷;争论差役法好还是募役法好,一直没结果,实际实行的役法效果一团糟;黄河改道了,是向东导回还是北顺它去,争来争去定不下来,水灾越来越大;割让土地去讨好外族,希望边境安宁,没想到适得其反,异族人气焰嚣张,胃口更大了;放弃税收利润给老百姓方便,商业活动反而滞迨衰弱。世界上的事,行得通的可以沿袭下去,结果操蛋的一定是哪里出了错,必须改,只有眼下最实用的才是正确的,圣人做事又哪有一定之规呢!

  大家觉得怎样,冷汗下来没。这几句话把元祐年间的政府行为批得体无完肤,从农业到科考、从役法到救灾、从商业到外交,统统地失败。

  很震撼,一般来说,这样全方位的否定,是改朝换代之后对上一个亡国之君才能提出的指责。不这样说,就没有推翻的理由。

  可这是顺沿时期的宋朝,至于这么血淋淋的批判吗?答案是肯定的,这是哲宗亲政之后的政治精神,以牙还牙,以眼还眼,谁在这9年里干了什么,都要连本代利地还回来!

  首先从施政纲领上做起。

  这种全方面的否定在9年前出现过,高滔滔、司马光把熙宁新法全废了,如果不是抱着全方面的否定,怎会做出以后的事?既然做了,就不要怪受害人反击。

  这道考题发下去后,新旧两党的新一轮战斗展开了,各自的先头部队在考场里就地撕杀。第一轮由考生们出场。

  面对考题,考生们知道这已经是新一届政府的政治大方向。有的人很清醒,记得自己是为什么来的,顺着潮流走,才有眼前的功名。他们选择了批判;有的人勃然大怒,恨不得在考场里喊口号找同志,立即反批判。

  这种人是主流,9年的老式教育,他们本身就是“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”这伙儿的,头一句就被骂了,拿什么不生气?

  愤怒中他们有不同的发泄方式。

  有一个叫尹焞的人出了最大的风头。他看过考题之后二话没说站起来交了白卷,就出去了。走出考院之后他对着外面的人群说了一句话。

  ——难道可以这样去搏取功名吗?

  说完直接离开了京城。他身后是一大片旧党人激动欣赏的目光。这真是个卓尔不群的好苗子,他是谁,谁教出来的这个君子仔?答案很快出现,尹焞,洛阳人,圣人程颢的亲传弟子。堪称根红苗正,旧党里的旧党,从这一刻起,他成名了。

  其他的人选择了更实惠的方式,他们精心构思写了一篇篇的反批判论文,反驳李清臣在考题里对元祐政绩的指责。

  这种行为在明清两代够杀头的了,没事都能搞出来文字狱,何况这样明目张胆拉帮结伙的搞事。可是在宋朝很平常,指责政府、甚至指责皇帝,都是气节学识的表现。想当年二苏兄弟考馆阁就这么做过,为了成功率他们定下了一正一反的策略,由苏轼演红脸,赞美仁宗抬高时政;苏辙反其道而行之,把仁宗骂了个狗血淋头,连带着韩琦等大臣也没跑了。

  事后怎样,苏辙啥事也没有,这时都做到次相了。

  第二轮战斗在考官中进行。卷纸收上来了,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,选谁,贬谁?出乎旁观者的意料,反驳派居然赢了,主考官站在了旧党的一边。

  问题严重了,这个结果相当于哲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,他的施政方向刚出炉就被否定,让天下人怎么看,让他下一步工作怎么展开?没别的办法,面对反抗,必须打压下去。哲宗宣布这次考试作废,还是原来的题目,重新考。

  这一次换了考官,终于选出了熙宁新党的追随者。

  哲宗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,信息传出去了,相信影响很快就会波及全国,同时京城里的政治气候也会随之改变,新党新政,当年的盛况终于要重现了……他高兴得有点早,他把事儿挑明了说,仍然有人敢反对他。

  苏辙。

  这位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乖乖宝、沉默好人的小苏同志露出了他的真面目。他写了两份奏章,第一份的内容太彪悍了,就算司马光从坟墓里爬出来都别想猜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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